中国此轮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。工信部数据显示，前五个月，中国水泥投资同比增长近七成九，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二百条，新增产能逾两亿吨；造船能力过剩约一千六百万载重吨，大概占到总能力的四分之一。据业内人士估计，今年钢铁行业过剩产能将超过一亿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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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宝良认为，“突然的外需不足”导致了产能过剩压力的陡增，而且与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，此轮结构调整更为复杂，需要更长时间。他以中国大量为国外高档品牌进行贴牌生产为例指出，二00二年到二00七年之间，由外需主导型增长形成的很多产能其实并非落后产能，因此“调整起来相当困难”。
为了弥补外需大幅减少带来的需求缺口，在中国一揽子经济计划中，对扩大内需的刺激尤为突出。祝宝良表示，扩大内需对消化过剩产能有所裨益，但鉴于出口产品结构与国内需求并不完全吻合，短期内靠内需难以全面替代外需缺口。
他建议，中国应当借鉴新加坡在中国建立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，到非洲、拉美等地建立工业园区，输出部分过剩产能，“将短期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长期战略来解决”。在政府支持下的中国军团“集体行动”，在他看来，较之企业自己“走出去”，单打独斗，成功率更高，效果也更佳。
祝宝良构想的这一外需新战略与国内不少专家学者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今年早些时候提出了“共享发展计划”。在这个被称为中国版的“马歇尔计划”中，许善达建议中国效仿二战后美国的做法，利用充裕的资金储备和过剩产能与一些“需要资金和产能的国家”合作，培育和创造新的外需，并在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分享增长成果。
事实上，在进出口严重受挫之际，中国投资眼下已经在加速“走出去”。据商务部官员透露，目前有一批对外投资大项目正在协商推进中。
对于外界对中国为拉动经济，投资“重量不重质”的质疑，祝保良强调，在经济回升的过程中，中国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是有所改善的。这种改善在投资结构、工业结构、区域结构和收入结构上均有体现。
从投资结构看，去年以来，中国在民生、基础设施、第三产业等领域的投入大幅增加，为促进消费和经济发展积攒了后劲。从工业结构看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速度放缓；一些抗周期的行业，如食品、医疗等增长较快。从区域结构看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快于中部，中部又快于东部，缩小了东西部经济的差距。从收入结构看，居民收入增长“跑赢”GDP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好的方向发展。
祝保良认为，当前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在增多，但内生性动力依然不足。他建议当局应继续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，为后续消费尤其是居民住和行的消费创造条件。与此同时，当局也应考虑适当放宽垄断领域的准入限制，加速引进民间投资，尽量避免“半拉子工程”，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。